1990年的下学年，每逢周六周日，我就会去上海图书馆查阅资料，因为，我当时所在的上海港湾学校图书馆，已经找不到我要的书了。

        我当时对一种现象好奇——为什么世界上的孤儿作家那么多？以至于到到处找他们的传记，看看有什么深层的原因。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是为孤儿，他们名气大，学校图书馆他的著作很多，了解他们，相对容易。而对于莫里哀、萨克雷、纪德、济慈等，就需要到更大的图书馆了。

        从学校到上海图书馆来回就要大半天时间，在图书馆的时间也就不到3个小时了。那时候，我多是带着笔记本，抄录一些作家的主要生活片段。当抄到英国诗人济慈因为肺结核恶化，25岁就客死他乡的时候，心里的伤感便油然而生，以至于扼腕叹息。往往这时候，图书管理员下班的催促，又让我感觉到了时间的紧迫。

        孤儿作家的传记告诉我：在不幸面前，不要闭起眼睛或转过脸去，而是仔细的观察、谛听，不但“读万卷书”，更主要的是“行千里路”。高尔基早年就沿着伏尔加河，穿过乌克兰，到达高加索，他之所以漫游，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漫游俄国，并非醉心于流浪的生活，而是想看看我生活的地方，我周围的人民。”读作家的传记，也是一场“醉心”的漫游，这也为我后来的工作做了很好的铺垫。

        在学校时期，除了查阅孤儿作家的资料之外，还阅读了大量的经典著作。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卷帙浩繁，读了以后，就难以释卷，约翰克利斯朵夫把生命当作一场战斗，干啥事都孜孜以求，也自然成了我的偶像。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学校图书馆翻阅一本《青年文摘》的杂志，当时里面一片散文，大意是说“该随意的时候要随意”，我于是耿耿于怀，写了一篇反驳的文章，挂号信寄给杂志社，但杳无音信。

        罗曼·罗兰的书多是傅雷翻译的，我于是爱屋及乌，把《傅雷家书》也仔细看了。这时候临近毕业，同学们在毕业纪念册上互相留言，一位同学给我的留言大意是“青春年少须尽欢”，这于是又成了我批评的靶子。找他理论，各不相让，以至于“道不同，不相与谋”。大概，书对人的影响，是深入骨髓的。

        1991年毕业，我心里还想着高尔基的“漫游”，于是，选择了一家施工企业，天南地北的“流浪”，感觉跑外地施工，见见世面，是一种享乐。虽然我从事电器设备维修工作，但一直与书为伴。到了单位，还没有多少工作要做，我从书摊上买来一本简装的《红楼梦》，空闲时间就躲在宿舍里读，遇到生字，就查字典，做标注。如果说以前看的书给了我思想，那《红楼梦》就给了我语言，没有哪个国家的文字，比中国的古典文字更优美的了。

        这本被我“批注”过的《红楼梦》，在1996年夏天项目部搬家，遇到大雨，行李被淋湿，书也就粘成了一个整体。这本书是在芜湖买的，跟着我跑到了深圳，6年的时间，读了两遍，虽然“英年早逝”，也算值了。后来，又买了一本精装的《红楼梦》，草草翻阅了一遍，就束之高阁了。总感到书的价值，不在于精装和简装，也不在于书店和书摊，而在于读的次数，每读一遍，书是旧了，但书的价值就更高了。

        腹有诗书气自华。我那时候天天跑工地，晒得很黑，跟农民工没什么两样。一次，和一位外协单位的领导交谈，没说两句话，他就说：“你不是普通的电工，你还是个秀才！”我于是暗自庆幸，肚子里装点书，也还是有用的，就是这一年，我被单位评为“十佳青年”。

        此后，阅读变得越来越容易，电子书也多了起来，我于是在网上下载各种书籍，但完整读下来的几乎没有。就如袁枚所说：“书非借不能读也。”万事如果没有了要求，就容易自暴自弃。网络时代，查阅资料更是随手拈来，电脑上输入“济慈”，轻轻一点，信息就来了，得来全不费功夫。我一直认为，结果往往没有过程重要，没有了求索的过程，本身就是失败的。就如飞机把你降落在了珠峰，你根本没法和攀登上珠峰的人相提并论。现实中，很多人常说“我不管过程，我只要结果”，这该是多么的肤浅。

        在工地“漫游”20多年之后，因为写文章的关系，我调到公司机关，从事文化工作。“定居”之后，跑图书馆就容易多了，每逢周末或假日，我就在家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的“搬书”。这时候，恰好一位办公室的同事要去基层锻炼，讨论起管理，我告诉他说：“没有风浪的近海就如池塘，练本领，就要去远航。”

        我们现在读书，讲究实用。因为没用，《红楼梦》被列为“死活读不下去排行榜”的榜首，读书如果没有形成习惯，大概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如今，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不读书，哪里来的文化自信呢，自信应该胜过任何的有用。

        今天，从事宣传文化工作的我，经历过“孤儿作家”现象的探究，经历过“过程重要还是结果重要”的疑惑，也经历过“有没有用”的争论。我也更加坚信，优秀的人生是在优秀的作品中耳濡目染出来的，优秀的作品是用脚跑出来的，更是用心写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