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文化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将反腐败引申到反腐败文化的高度，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基础性的课题。 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模式之中，甚至开始成为社会中一种被人们接受或默认的价值观。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 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不再服务或服从于公众，而是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化、商品化。在集团性腐败行为中，客观上由于责任主体分散，所有行为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负有责任，形成了利益风险共同体，相对于个体腐败行为，它的压力和风险是有限的。在一些人看来，法不责众，大家都腐败，也就无所谓腐败了。在这种思维支配下，腐败分子轻则各行其是、互不拆台，重则互相利用、互相掩护、分享腐败所得。集团性腐败比个体腐败具有更大的危害性和腐蚀性，因为它具有示范效应，使得上行下效，好比森林火灾，成片成片蔓延。 体制内腐败。现在，人们对腐败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贪污贿赂等明显的体制外的腐败上面，而较少关注体制内的腐败。所谓体制内腐败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或者打着制度的优越性的旗号，披着合法的外衣，或者披着新生事物的外衣，以文件等官方形式公开从事的腐败行为。体制内腐败比体制外的腐败有更大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也有更大的破坏性。 羡腐心态。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领导干部真心拒贿，却被人讥为太呆板、假正经；不法商人找关系行贿赂去包工程揽项目，被人羡称为有能力、有门路；一些贪官和不法商人落入法网，被一些人归因为后台不硬、赶上他倒霉等等。在某些人眼里，腐败竟然成了一种时尚，一种身份地位的象征。总之，“笑贫不笑贪”。 现实中，为什么一些清正廉洁的干部被孤立？为什么一些反腐斗士被周围人所不容？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些人触犯了某些权势阶层的利益，这些人的所作所为与已经形成的“腐败氛围”格格不入，这些人的自律行为触犯了某些人的既得利益。于是，腐败者联合起来，制造各种各样的压力。更为可怕的是，在这种腐败氛围中，原本清正廉洁者不仅受到孤立、排斥和打击，而且有可能被毒化，想做到出污泥而不染都很难。是什么在容忍腐败、同情腐败乃至羡慕腐败、期望腐败、攀比腐败？归根结底，是“腐败文化”。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重视文化意识。重视文化意识，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培养高尚情趣，形成科学文明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文化消费方式；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加强文化修养，升华自己的人格，具有秉公执纪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已的慎独精神；就要引导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处理好工作与休闲、劳动与享乐、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就是要在全社会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让廉洁成为一种潮流、一种风习、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精神追求。 在反腐败斗争中，要增加文化含量。应该说，目前反腐败斗争中所涉及的一些深层次问题的解决，实施的一些治本举措，大都与文化相关联。毋庸置疑，没有一定的文化含量，没有科学的文化观念作指导，反腐败斗争是难以形成先进而正确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因此，必须重视增加文化含量，树立反腐败斗争和文化建设 “两手抓”、互相促进的观念。增加反腐败斗争的文化含量，最根本的就是要坚持不懈地用无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荣辱观，加强对党员干部的文化教育培养，筑牢思想道德防线，防止在思想文化的多样性面前失去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