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毕业那年，胡书记已经是一个50多岁的老头了。在二航局办公室实习最后一个月，组织部一位陌生的领导给我电话，让我到他办公室。其实我很早就知道组织部有位领导即将到昆明分公司任党总支书记，但碍于情面，也不好主动找他。没成想他主动找到我，也着实让我吃了一惊。

到办公室，一个身形消瘦的老头挺着笔直的腰杆，在电脑前专注的敲击着键盘，听我喊了一声胡书记，便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副突然被打扰的惊吓表情，瞬间又充满了亲切的笑容。我往办公室里走，胡书记瞬间站起身，伸出手，两步并一步就冲我走过来。我一时迟疑，兀地在原地居然楞了一下，赶紧又迎了上去。他似乎比我还兴奋，亲切的问了一句，你就是小江吧。握到他宽厚手掌的瞬间，他接着说，我刚刚听说有一个分配到昆明分公司的小伙子正在局里实习，所以赶紧给你打了个电话。真的很巧啊，下个月我也要到昆明分公司去履职，没想到还能顺便带一个过去。他说话声音很细，语速很慢，生怕我听不清。坐下后，他又起身走到茶几边，找出纸杯和茶叶，给我倒上一杯热茶。过程中又怕冷落了我，询问我哪里人、家中兄弟姐妹几个、学的什么专业等等。其实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满脑子浆糊，只是隐约觉得他很眼熟。多年后，我才想起来，来二航局面试时，分管招聘的领导和他面对面办公。我们那届毕业的几个学生接受着面试和问询时，他就笔直地坐在那里，专注的敲击着键盘。

胡书记比我先到昆明分公司两周。新生培训完，我便到项目上待了半年。回分公司总部后，我开始从事行政和党群工作，自然和胡书记的交流也频繁起来。那期间，我也时常犯一些低级的错误，在我内疚不已的时候，他又时常站出来袒护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不要紧、再耐心点、不着急、静下心来做……。回想起初的那几年，我也是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成长环境。

记得2010年岁末，忙完次年工作会的材料编撰，便要收拾行装回湖北老家过春节。放假前两天，一个陌生人来到办公室，往我办公桌上轻轻放上一个信封，道上一句，新年快乐，然后很是得意的用食指点了两下信封，示意我信封里面决然不会是一张贺卡。我还没来得及问对方单位姓氏，那人便转过身去，向其他同事派发着信封。一间办公室派发完，那人又像一阵风一样，飘到其他办公室，重复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动作、保持着同样夸张的表情。他离开时，同事们面面相觑，然后拆开信封。每张信封中都有5张100元的崭新钞票。办公室气氛一下活跃起来。

“是不是都发了？”

“应该是吧？”

“正好置办点年货！”

“可不是！”

“这个……”，我迟疑了一会，悻悻地问道：“这个可以拿吗？”我有些吃不准。

“应该可以的，毕竟每个人都有。”

听着前辈的判断，我顺势拿起信封放进了抽屉。

没到10分钟，胡书记给我打来电话。

“都收了吗？”

“什么……”

“红包！”

“呃……，好像都派发了。”

“去统计一下，凡收到红包的，都必须如实上缴！”

“胡书记，我不知道领导是不是收到了，要不要也……”

胡书记打断我的话，头一次听他讲话语速如此之快。“派给领导，都已经如数交给我了。你先去统计，赶紧回收红包。”

我挨个回收红包，并登记造册。有的人放在桌上没动，示意我直接拿走。有的人把放入钱包的钱又一张张抽出来，但信封已经扔进了垃圾桶。有的人抱怨：才几百块钱，有必要那么认真么？我着实有些尴尬。

不一会，红包如数收回。去到胡书记办公室时，他又把班子成员的礼金交给我。

“这事，你怎么看？”他突然发问。

“这个应该协作队伍老板派发的吧。我觉得不应该拿，但不知道惯例是不是可以拿，或许人多、钱少可以认定为合理范畴吧？”我当时到底还是年轻，觉得不应该的事情做成习惯了，就被默认为理所当然了。胡书记眉头一紧，盯着我正色道：

“什么叫应该，什么叫合理？党纪法规没有多重解释。红线在那里，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后面一句话他说得尤其重，然后又放慢语速提醒我，“你要记住，法不容情，法不容权，法更不容众”。

后来我知道，胡书记是经历过老一公司那场廉政风波考验的老领导。他很多优秀的部下，在那场风波中骤然倒下。没有人比他更能切身的体会到，从源头上杜绝物资蚕食，对保护这一批青年干部职工的重要性。去年在他的追悼会上，我得知，他被送去医院抢救之前，仍在伏案写材料。我能想象得到，在他人生的最后一刻，一定还是那样，挺着笔直的腰杆，神情专注的敲击着键盘。（江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