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从历史的角度来分析是显而易见的。中世纪后迎来的黎明时代——文艺复兴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时代光明智慧的消亡，而中国的唐诗、宋词、元曲也已繁荣不再。从纵向层面上来说，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并不简单线性地随着社会生产的进步而前进：从横向层面上来说，同一时期，物质生产水平低下的国家，反而有更伟大的艺术创造，如十八世纪的德国在文学上的成就远不如落后贫穷的苏俄。
       这种不平衡性在马克思的论述中，并不能代表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制约失效。物质生产不应被单纯地看为永恒不变的存在。总的来说，不平衡性存在的原因是文学生产与物质生产以社会心理为中介，经济生产的发展很有可能带来社会心理的单一性，正如在富丽安定的南朝的宫体诗的兴起，又如中国动荡屈辱的近现代五四新文学的诞生。
       非经济因素对文学的介入，导致了这项发展的复杂繁复。古希腊时代史诗和悲剧是英雄时代在城邦时代的遗留物。史诗和悲剧的远距离感、崇高感和神秘感源于早期公民对神意的敬畏，也是在理性没有完全控制和引导人类生活时，原始生存的痛苦体验造就的渺小感及怜悯心理，这样无意识心理的产生和落后的生产水平有关，对自然的恐惧和无能为力使得酒神精神蔓延。然而苏格拉底学派的兴起，标志着理性文明时代的到来，此时的希腊，无论是从政治体制还是公民素养上来说，都到达了较为繁荣的地步，因而思想和文艺的进步也随之产生，在短期内这种不平衡性不成立。但不值得乐观的是，希腊文明随着战争的扩张和城邦体制的堕落，逐步变得较为粗糙，甚至跟着欧洲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中世纪。中世纪的政教合一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使得知识文学的进步成为一场静止的幻想，时间与生活成为苦闷和肃穆的，神权思想的压制导致社会心理的扭曲和颓废，意识形态同样可以作为非经济因素介入干预，制约文艺的发展。曼海姆在《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中提到：“权利和知识总是携手并进，权利制造知识，所以知识不是客观、中立的，权力既是压抑力量，又是建设力量，利用知识来扩张社会控制。”压抑力量有时也会成为建设力量，过度神权和神意的传授反而催生了个性的解放，迎来了文艺复兴，时间真正流动，人生成为一种永不停歇的追求，人们开始自我的思考，然而文艺复兴也不完全由精神的压制所带来，市民经济的兴起及原始资本的积累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在多层面分析的话，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仍然相互制约，也相互伴随前行。
       艺术其实无新旧，但却有好坏之分，因为任何一种艺术的兴起，不可能不受之前艺术的影响而独立存在，即便是中世纪的骑士文学或教会文学，仍然可见理性学派或是悲剧的影子，在发展和自身超越的过程中，精华又会再次凸显，但在新的时代下会呈现不同的风格或特色，因而新旧知识就历史的发展而言，而非针对艺术的本身，如后现代和现代的超越与保守，这样一个二律背反的理论存在，使得艺术呈现反复或者循环的状态，弗莱说：“西方文学史是回复原始神话的循环。”
       在美学和人类学的观点里，人的思想和感觉有好坏之分，艺术也有好坏之分。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也不可忽视的，人的思维、观念、对世界的认知不能脱离时代，然而人同样也可以脱离时代而成为一个饱满有血有肉的个体。我们用理论、逻辑对世界进行意识反思前，世界早已呈现在那儿了，即最朴素、最原始的世界，知觉的世界，人的世界。所以在落后的经济、原始的生活方式中可以有伟大的思想，因为人本身就存在于世界中，超越公民的身份存在世界中，超越二元论的影响。前反思给我们带来的不仅仅只是用历史或是发展关系分析、反证、推理，当人回归到人本身时，我们探讨的不仅仅只是公民的艺术，时代的艺术，而是人的艺术，回归到艺术本身，这也是马克思思想具有超越性和将主客体融合的地方。在一个文学作品中，不再追求自由或是平等，因为自由和平等都是有限的，带着人作为公民的先见，当我们追求的正义，它包含着悲悯、平等、自由和最广阔的宽容、最无私的审判，无限的光明也随之来临，这样的艺术也可以称为好的艺术，这样的认知也是在抛除了权力、时代、经济的牢笼下，对人最大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