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喜欢苏轼，林语堂的《苏轼传》看了好几遍，每遇到苏轼命运不济的时候，就禁不住的骂王安石几句，为苏轼打抱不平。因为，苏轼和王安石既是政坛上的宿敌，又是文坛上的对手，苏轼的不幸，与王安石不无关系。至于王安石“坏”在哪里，当时并不清楚， 后来才处处留意，找寻其“罪状”。

衣食

针对王安石在衣食方面的生活细节，苏洵在《辨奸论》里说：“脸脏了要洗，衣服脏了也要洗，这是人之常情。可是，王安石不这样，穿着罪犯一样的衣服，吃着猪狗所吃的食物，还大言不惭的妄谈诗书，这就是王安石的性情！”

还有一个故事流传下来，说王安石从来不换他的长袍。一天，几个同僚和他到一个寺院里洗澡，同僚特意把他的长袍换成新的，王安石洗完出来，随手把那件新袍子穿上，竟没有发现袍子被换掉了。在他看来，不管怎么样，只要身上穿了件衣裳就行了。

王安石不讲究，不奢望，好像没有品位，“望之不似人君。”他的生活习惯，与其身份极不相配，引来众人嘲讽。作为一国宰相，位极人臣，完全可以养尊处优，“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而他没有，从这点上怪罪王安石，显然证据不足。

招待

中国人起外号，不知起源于何时。早在南宋年间，出现了一部名叫《拗相公》的话本，“拗相公”的意思是固执的宰相，这个宰相写的不是别人，正是王安石。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根据这些资料，添油加醋的写了篇《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文章，收录在他著名的《警世通言》里，说王安石自从儿子死后，心灰意冷，看透官场，便罢官回金陵。当时，王安石虽然不做宰相了，但级别还在，仍可以做官车官船，风光回家，但他特意吩咐手下，要微服而行，不惊动官府，不扰乱百姓。一路上所闻所见，都是反对他变法的，老叟也好，老太太也好，没有不骂他的。王安石听到骂声，只是伤感，没有打击报复，还一分不少的付清住宿钱。王安石明知山有虎，却偏上虎山行，固执己见，据文章描述，是搞得民怨鼎沸。

王安石改革，触动了官僚集团的利益，每一步都非常艰难，如果稍一让步，必将前功尽弃，王安石得到神宗的支持，力排众议，这种决心，其实就是一种固执。“拗相公”虽是诨号，从改革的角度看，无疑是一种赞美。

家室

据说，王安石的太太吴氏很胖，长得也不美，两人生活在一起，多是清心寡欲，少有激情。于是，吴氏为缓和夫妻关系，背着王安石，为王安石纳了一妾。等此女人进见时，王安石很吃惊，问道：“怎么回事？” 女人回答说：“夫人吩咐奴婢伺候老爷。” 王安石又问：“你是谁？”女子回答道：“奴家的丈夫在军中主管一船官麦，不幸沉船，官麦尽失。我们家产卖尽，不足以还官债，所以奴家丈夫卖掉奴家好凑足钱数儿。” 王安石又问：“把你卖了多少钱？”女子回答：“九百缗。”随后，王安石把她丈夫找到，命女子随同丈夫回去，并告诉她丈夫不必退钱。

这则故事，出自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封建社会，官宦人家纳妾是正常的，王安石没有纳妾，这种情况还是少有的。林语堂是“苏轼派”，写此文，在于说明王安石“不近人情”的性格，但也承认王安石是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

财富

王安石不贪钱财，辞相搬出相府时，所有的官府之物寸草不带。吴夫人特别喜欢那里的一张床，想按照价格付钱买下来，王安石也没有同意，因为他认为，这样将来会说不清楚。

他罢相之后，回到金陵，在距金陵约七里的半途上，修建了半山堂，据梁启超《王安石传》描述，半山堂非常简朴，“所居之地，四无人家，其宅仅蔽风雨，又不设垣墙，望之若逆旅之舍，有劝筑垣辄不答。”

在这里，王安石隐居不问政治，诵经礼佛，一心参禅，过着清贫的生活。他的政敌苏轼，这时候，曾多次登门拜谒，促膝畅怀，全无隔膜，并且对此生活“向往备至”（梁启超语）。明末小说家冯梦龙，杜撰了《拗相公饮恨半山堂》的文章，其中“饮恨”二字，并不切合实际。

“宋史在诸史中，最称芜秽。”这是梁启超的评价。他常常说：“我如今要为王安石作传，有一件事是很尴尬的，就是《宋史》的内容不足以使人相信。吾每读宋史，未尝不废书而恸也。”

王安石提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口号，并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大力推进新法，这无疑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极尽毁谤之能事，大的事情找不到把柄，便从细微处捕风捉影，造谣中伤王安石。上述故事，非但没有把王安石抹黑，反而更加彰显了王安石的不朽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