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毛姆是英国文学史跳不过去的一页。提起他，总有人说起“满地六便士，抬头见月亮”之类的话，我大多数时候很难有共鸣。倒并非对他的作品有什么成见，恰恰相反，十七年前读毛姆的愉悦，至今清晰。 

与其他许多声名显赫的作家相比，毛姆确实有其过人之处。首先他的叙事极为流畅，故事线条清晰，情节推进利落，有种让人一旦拿起便难以放下的吸附力；其次他深谙世情，笔触直指人心，将人性的虚荣、欲望与矛盾剖析得淋漓尽致，在普通读者与文艺爱好者中口碑极佳；另外他游历广泛，身为医生，混迹上流社会，还有过不务正业的间谍经历，其笔下故事多来自对“人世”这座庞大素材库的采风，有采撷人间故事的现代稗官的意味。至于他娓娓道来的文风，不摆架子、没有门槛的亲切感，在我看来倒也谈不上有多么特立独行，这几乎是所有畅销大家共通的禀赋。也就是说，毛姆在同类作家里谈不上开宗立派，但确实不辱没“杰出的讲故事的人”的本分与声誉。

由于过于畅销，过于好读，他被长期置于文学正典的边缘。对此，我对所有针对“易读”的轻视都抱有警惕。在我看来，这类论调构筑的无非是一种阅读特权主义（常被误认为审美优越），仅仅想竭力割裂与生俱来的“俗”而已，然后不幸地成为“俗”的另一副面孔。作为文化领域的某种偏见，它们的普遍存在除了证明我们在精神消费中的焦虑和等级观念，就是它们正试图成为另一种审美霸权，在精英意识中制造区隔和居高临下“阅读指南”。

这类争论终究空泛，回到阅读本身。自五四以降，我们的小说便套上了西方的叙事范式：冲突、高潮、人物弧光，一套严整的语法。可我们的根脉不在这里。唐传奇不是这样，戏曲也不是这样。中国的传统叙事，不靠剧烈冲突推进，而靠人情世故的铺展；不需讨好观众的刺激，而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余韵。这种从容和自信，在西方叙事范式的框架里看不到。

说到根脉，我更喜欢“旧”的。旧书本，旧故事，像凝固的时光。这总让我想起多年前在乡下的日子。我们每天收活路（收工）的时间，以伯父从地里回来放川剧为准。村子落在丘陵凹陷处，活像座古希腊露天剧场，声音能传得老远。于是丘陵间回荡着：“攻打冬宫的日子，就定在腊月初七！”（帮腔：是阴历啊，不是阳历！）而我漫不经心地坐在灶前烧火，心头反复咀嚼着刚读完的小说，对母亲关于稻谷收成的展望充耳不闻。出门抱柴时，我总有抬头看天的习惯。目光越过低垂的竹林，再往上，总能望见几颗星星，正向我散发着清冷的光芒。（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