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山城重庆的冬天与往年一样，不但多雾，还很湿冷。学校广播站音响时常播放着吴奇隆的《祝你一路顺风》，年轻的我更多了一丝离愁别绪。

我们毕业分配到当时的航务二公司就在学校附近。在九坑子的二公司总部报道之后，我去大坪的银行办事，窗口里的办事员听到这家公司的名字，言语中流露出掩饰不住的羡慕之情。

再回到公司，人力资源部的同事已给我们开了委派单，目的地是：温州。他还告诉我们，都到了航务二公司这样的好单位了，原来的东西就不用再带了，你们过去也不用舟车劳顿，坐飞机最方便。陪我们一起赶赴工地的，是各自背上的一只巨大的红白相间的彩条布包。这哪怕是在当时，也是很有“个性”的。登机和下飞机时，我总感到背后有奇怪的眼神在打量我们。然而，我们只以为是自己年轻帅气的缘故。

凌云万里，第一次从舷窗看到脚下的大地，有一种别样的感觉。二十岁的年轻人，大概的体会像要去上海滩，说是豪情万丈也不为过。从龙湾机场下飞机，我们坐上开往市区的公交车在龙湾码头大门外的公交站台下车，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

那时，二航局在温州修建的龙湾万吨级码头已差不多完工，瓯江二桥建设正开展得如火如荼，原先为码头配套的预制场仍然沿用。因为这些工程，二航人已经在温州闯出了名声，码头的门卫没怎么询问，就给我们放了行。

沿集装箱堆场旁边坑洼不平的煤渣路步行了大概几百米，到了项目部驻地，也就是当时的龙湾预制场。但我们并没有立即去向项目部报到，而是沿着右手侧树起的隔离网片走向了江边。

正在落潮，江水下降。露出水面的岸边沙滩上，蟛蜞从孔洞中爬了出来，跳跳鱼趴在地上，寻觅着它们的同伴。一座浮码头上，一条小小的拖轮临水靠着，长不过三十来米。有人在船首甲板看天空，正是我们将来要一起共事的同事。

从斜斜下倾的栈桥走到码头上，我们翻过高出码头接近一米的黑色斑驳的船舷，上了甲板，推开了位于船首会议室的门，有人从座位上起身，笑着向我们招手。

就这样，我成为了一名水手，被安排进了水手班组。同一个班组的，我记得还有老高、小梁、小熊、老陈等。工作内容主要是系挂缆绳、整理甲板等这些体力活。当然，“8”字挽桩也要眼明手快，抛掷引绳上岸也要多加练习才行，再简单的行当都有它的窍门和要求。船长老罗教得很仔细，不但亲自示范，甚至还手把手地教过我好多回。常言道，干什么都要从扣好第一粒钮扣开始，他的要求越严格，我们熟悉业务、进入状态就越快。不久，我的手法越练越熟练，力气越练越大，跟大家的配合越来越娴熟。一起上船的几个年轻人时常会互相鼓励，几年的技术学校没有白上。

每天都要做甲板清洁，总共一二百平方米的甲板面积，分给水手班的几个人做，大家干活仔仔细细。靠泊离岸我们都得冲在最前线，一点也不马虎。老罗时常语重心长教导说，水上作业，开不得一点小差，常在河边走、难免不湿脚。可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呐！这是自己对自己负责。说起来惭愧，在二十来岁年轻人的心里，为了干好而干好，而对于工作干好了会怎样，其实一度很懵懂。后来，我才想明白，看到老同事、前辈们，更像是在看自己的长辈一般。自己学得认真、干好了，前辈们脸上的微笑，是他们的认可也是对自己莫大的鼓励。

当然，物质上的回报也足以让人兴奋上一阵子。记得是上船后的第二个月，我们拿到了人生的第一笔工资，也就是三百多元钱的补贴，大家高兴极了，数着手里的纸钞，可能还有几个零角硬币。哗！发达了。我们在甲板上跳了起来，再也不用靠爸妈养活自己了。兴奋之余，我们还相约一起出去搓了一顿，感觉很满足。

船长老罗笑呵呵地把我们端详了个遍，这些眼中有光的职场新人，这些小小成绩和收获就能欢呼雀跃的年轻人，必定让前辈想起了自己的曾经。而来自师傅们的关切，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偶尔会有“恨铁不成钢”的期待，直到多年以后，也就是当我们自己面对年轻人时，才会更加深刻地体会和理解。

不管哪一代人，当面对年龄的差距、观念的冲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代沟”时，我总是在想，一代比一代更强，但人和人并无本质上的不同。因为同在企业工作，一种我们大家都难以预料的契机，成为彼此记忆中的影像、回忆里的感动，这实在是难以取代也再难复制的珍贵财富。

经过短暂的实习期，我和我们的前辈就此在温州扎下根来。（易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