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婶从地里摘了两颗大白菜，双手抱住其中一颗用力上下抖了抖，看了看根部，又用双手抱住另一颗，同样抖了抖，把泥巴都甩干净了，这才细心地剥开外面的一两张被虫吃坏了的烂叶子。满意地瞅了瞅，喊着我的小名：三毛，来，两颗大白菜拿去。

七婶挑了她家地里最大最好的两颗大白菜，送给我们家。

从县城回到老家乡下过年，却遇上了百年不遇的疫情，村村封。家在农村的七婶等亲戚朋友，自然不愁吃喝。但对我们临时回乡下的人来说，却十分发愁。眼看着物价一天天上涨，却还买不到。“我还真没遇上这回事。”已经活了80多岁、我们喊曾爷爷的一位老人摸了摸花白的头发，回忆说。

我甚至带着妻子女儿，到山上找吃的，我们这里称作“折耳根”的一种野菜。挖回来拌上少许辣椒，多放点盐巴，浇一点烧滚了的油，放上一夜，便成了可口的下饭菜。就着折耳根，我和妻子都能吃上三大碗米饭。还有一种叫“蒿子”的野菜。

不过三岁半的女儿不行，她吃不惯这两种野菜。肉虽然不缺，但镇上的集市关门歇业，我们家常年在县城居住，自家地里都荒着，吃上新鲜的蔬菜是个大问题。我每次路过那些别人家绿油油的青菜地、白菜地，眼睛里便放出光来，要不是妻子拦着，我便不管三七二十一，要为女儿偷上几颗新鲜的蔬菜。

但我还没来得及放下廉耻心做一回小偷，乡邻就纷纷送来了刚从地里摘来的蔬菜，那些白的绿的叶子，都还发着光。先是隔壁七婶送来了两颗大白菜；接着斜对面五婶背来了一背篓青菜，每张青菜约成人的一条手臂长；华叔地里的大蒜苗，被我摘了一大块；对面的幺奶奶，直接叫我到她家地里去摘青菜，我不好意思摘得少了点，于是她放开膀子地里一阵忙活，扎扎实实给我塞满了一背篓，压得我肩膀都勒出了红印……末了，他们都会交待一句：不够只管说，地里多的是。嗓门都挺大。

我们乡下的背篓，都是乡下手艺人自己用竹篾编制的一种能装100斤土豆的背篓，包括五婶家的。

住在马路边的堂哥，把用玉米做的糍粑和刚蒸出笼的包子，送到了家门口；住在另一条山湾里的幺叔，送来了一只老母鸡和30多个鸡蛋，说是给孩子补充营养。

水果也成了稀罕物，实在想吃了，我和妻子便到七婶家去拿萝卜吃。冬日里从地里挖出的萝卜，多汁，微甜，且不辣。我，我的妻子，我的父亲、母亲都能嚓嚓地吃上一两斤大的一条萝卜。五婶知道后，又跟我们讲：“我们家山上有许多柚子树，好多柚子还挂在树上，你们自己去摘吧。”于是我和母亲又背上了那个能装100斤土豆的背篓，去摘五婶家的柚子。

那天下着雨，乡下的路面不好走，我和母亲一歪一扭地前进。一个长满了得有人多高杂草的斜坡上，几个黄澄澄的柚子正挂在树上，我说太危险，但母亲非得去摘。于是我拉着母亲的手，上传下递，总算是摘了下来，衣服上全是泥巴、雨水和荆棘。那天直到背篓塞不下了，我和母亲才冒雨回家，快70岁的母亲自然是背不动，由我背回家，肩膀又起了一条红印。这柚子比成人拳头大不了多少，但皮薄肉厚，出奇的甜。我的女儿，一次能吃下一个。

这些奶奶叔叔婶婶，堂兄堂弟，其实与我们家隔着好几代人，有的甚至是别姓算不上亲戚，只是依着传下来的辈分这样叫。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与我们村上下毗邻的另两个村，据说都有了病毒感染者，但我们村，一直为零。乡亲们对我这个武汉回来的打工仔，并未另眼相看，虽然我自觉地与他们保持距离。住在马路边的堂哥甚至经常喊我到他家吃饭：来，老弟，整二两包谷酒。全然不顾村委会的大喇叭天天大声呼吁：不要与武汉回来的人接触。

这包谷酒，是土家人用玉米酿制的一种酒，我的父亲，我的父亲的父亲，我的曾爷爷，上溯至坟包都看不见的老祖宗，量浅则喝上半斤八两，量高则三两斤不在话下。此酒辛辣，难以入喉，后劲足。但这山村里的人，就好这口。一位常年拉着推车收购山货的老者，腰间一直挂着个军用酒壶，里面就装着包谷酒，口渴肚饿，都是仰头咕嘟咕嘟一口包谷酒。

这个位于鄂西南边远地区的小山村，群山环绕，中间一大块洼地，晴天艳阳高照阳光直泻而下，雨天云雾缭绕恍若世外桃源。土家族居多，民风剽悍，动不动就要横眉冷对吵得唾沫星子乱溅，甚至拳脚相加。但又朴实，帮助别人丝毫不计较得失。

这山洼里的村人，也不知是人性依了酒，还是酒性成就了人。（莫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