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母亲二十儿
李安辉

    时间如白驹过隙，不知不觉，在二航局一公司实习已经一个月了。离开校园的温床，来到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我心中充满了无比的激动和憧憬。然而，从校园里的“沙盘推演”到岗位上的“真枪实弹”，我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很多时候，我都觉得无所适从。但是，只要一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她给我的教诲，我的心就能慢慢平静下来，我会认认真真地向领导和同事请教，踏踏实实地做好每一项工作。
    母亲生下我时尚不满二十，是早生，为此，我家没少交罚款。后来有了一个妹妹，是超生，我父亲不免又写检讨又交钱。那年，我父亲扬言还要生三胎，结果被乡政府当成已生三胎做了处理，被抄了家，连晒在晒席上的花生都被看热闹的左邻右舍抢走做了“罚金”。三胎自然是没有生成，可家里从此一贫如洗，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没了。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兄妹是高价买来的，真是一语中的。
    我是决计不敢低估了自己的价值的。在我的身上，除了贴满了一张张白纸黑字的账单，更多的是父母的血汗。从我懂事开始，父母就没日没夜为我们操劳着，到现在，每每闭上眼睛，那远去的一幕幕重又浮现在我眼前，那么新鲜，那么明晰。那股股温暖的泉流，从五脏六腑一直涌上脑门，伴随着一阵阵清晰的痛楚，化作一泓热泪淌在枕头上。
    九十年代初的中国农村还很贫穷，尤其像我们那样三不管的山沟沟里更是如此。那儿的人，一生下来就决定了他今后的命运。他的职业是农民，如果放在现下的潮流中去考虑的话，还可以在后面增加一个“工”字。然而，他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却并没有多加了一个字而变得顺畅起来，那种深入到了骨子里面的黄土气息，从不因为外界的所谓翻天覆地而发生改变，而逐渐消失。
    那时，我们家分得三亩水田，几分旱地，平均到每个人，才九分地不足，且全是靠天吃饭。我们那里的规矩是，每到农忙时候，不分男女老幼，全家都得上阵。我和妹妹都是被父亲强拉去的，三五岁的小孩本来做不了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办法，一家人一年的生计就全靠这两季的收成了。特别是“双抢”时节，头顶烈日如火，脚下泥水如汤，我和妹妹要么忙着割稻子，要么把割倒的稻子送到父母手中去脱粒，一天下来，茶不知喝了多少土碗，衣服不知汗湿了多少回，只知道到了晚上，脚全泡脱了皮，只能踮着脚走路，全身酸得更是动弹一下都疼不可止。有时温度太高，母亲心疼我们，就让我们在家里做饭，洗衣，放牛，她和父亲却没有好好休息过，每天早出晚归，从不间断。如果哪天饭没有煮熟，父亲照着我的脸上就是一巴掌，打得我脸上如开水泡过一般，一下子红了一大片，委屈的泪水止不住地一颗一颗滴落下来。母亲总是给我擦干眼泪，自己生火将没熟的饭又蒸上一回。如今，我能做得一手好菜，全是当年强化训练的结果。
    我上学之后，为了应付高额的学费，我家新养了两头母猪。这样一来，母亲的担子陡然间增加了很多。除了每天的家务和农活，还要伺候两头母猪，一年四胎猪崽，大大小小几十口，忙得连影子都跟不上她的步伐。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春暖花开，母亲吃饭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喂猪。特别是猪崽快出栏的前十天，母亲每天都必须清早就起床，煮一锅白米粥喂了猪，然后再下地干活，回来后才能做早饭。等到我们吃了早饭去上学时，往往都已经上了一节课了。
    四个人，几十口猪，三亩地的粮食本来就不够，每到春天，母亲都要带着我们到田野里去，一边放牛，一边扯猪草。哪些草有毒，哪些草没毒，哪些草猪吃了长得快，哪些草猪不爱吃，母亲都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一遍又一遍，直到我们的小脑瓜子记清楚了为止，而我和妹妹总是展开赛事，看谁扯得多。到了暮春时候，各类野菜都长出来了，母亲常常挎着一个竹篮，拉着我们去挖野菜，野葱、荠菜、鸡冠菌、小竹笋……回来之后，我们娘儿仨又七手八脚把野菜都洗干净，第一餐吃新鲜的，剩下的就切成碎片，晒干了装在坛子里，到冬天没蔬菜吃的时候再开坛。吃着各种各样的野菜，心里甭提有多开心，多少年来，我一直忘不了母亲炒野菜时溢出的清香。
    上大学之后，自己能挣钱了，父母的担子才算稍稍松了些。这几年来，母亲一直在一个塑料厂做垃圾分类，拿六百块钱一个月的工资。然而，母亲对我的关怀，却并不因为我的远离和独立而有一丝一毫的减少。每次通电话，母亲总是简要问问我的近况，三言两语中，不知包含了口讷的母亲和她同样不善表达的儿子多少情感！前年，母亲四十岁，我二十岁，因顺路，我曾去她上班的地方看过她一次。母亲说，我这里工作轻松，条件也不错，你要好好读书，不要总惦记着娘。我当时就没差点哭了，我的母亲竟然乐观到了如此程度！如果不是我亲自去了，我怎知道我的母亲会如此辛苦！回来时，母亲递给我一张动车票，票价一百二十几。我的母亲，为了她的儿子能舒舒服服到达武汉，居然为一张火车票花去了她一个月血汗钱的四分之一！我的傻母亲！
    前段时间，我身体一直不怎么好，母亲的牵挂就更多了。每次打电话来，都要问问我的病情怎么样。其实我没什么大碍，慢性胃炎而已，多调理几个月就没事了。可不管我怎么说，母亲还是不放心。她怕我最近没了工作缺钱用，又特地给我打了好几百过来。听在长沙上大学的妹妹讲，母亲常常为我的病而睡不好觉。在泪光中，我忽而明白，母亲的心是块放大镜，儿女们的小事在母亲那里都是翻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