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时光
□ 施蕊

    郑红杰从工地上回来的时候汗水从帽檐流到了下巴，安全帽的带子颜色比没被汗浸透的地方深。八月厦门的工地上，人身上都是黏糊糊的，想要找一处干爽的地儿，难。

一

    半小时以前，厦漳大桥这位年轻的工程部长还在工地上和技术员讨论施工方案，开了一个小众的技术交底会。会议是在架梁吊机的荫影下开的，他们蹲在一小束荫凉下，三五个人迅速的围成了一圈，像一群革命者在共商大业。海风微微的吹着，有点腥。讨论完毕，郑红杰用手背抹了一把汗，望了一眼天——蓝天白云的，看上去挺美。这风吹得——一点也不解恨。
    他看见白鹭从主墩上空飞过去，应该有发出呀呀的鸟鸣，哪怕隐隐约约的，也应该有。工地还没有通电，空压机的声音掩盖了一切声响。这种白色的大鸟，女儿应该感兴趣。改天有时间带她到海边的时候指给她看看，他想。
    可是他知道所谓改天，只不过是一个从心里掠过的念头，也是遥遥无期的事情。食言的父亲，这个帽子，他恐怕是摘不掉了。
    一如往常，郑红杰每天会到工地去看上一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也越来越喜欢激烈的讨论，他相信了王可仲说的一句话：激烈的讨论会产生智慧的火花。王可仲，是这个厦漳大桥的项目常务副经理，有很多不可多得的工作经验，现在都在工作中以耳濡目染的方式传授给了他们了。郑红杰尝到了换一种工作方式的甜头。
    回工地的路上，郑红杰想到了多年前来到二公司的情形：那是2002年的7月，熙攘的重庆街道布满了火锅牛油的气息，天气热得可怕，郑红杰的每一口呼吸里都饱含着一颗辣椒的分子。站在公司大门前，他就迅速地爱上了这个火热的城市。
    嗯，这么算起来，到二公司，已经七年了。他今年三十一岁。

二

    他是北方人，在问到家乡位置的时候，他画了一个图：北京是个圆圈，他的家就在圆圈的边缘上。从南至北的交通工具都要路过我们县，他说。
    用图来表达他的想法，这大概也是他的职业习惯。一个人的办公室里，除了两张桌子和两个存放资料、图纸的铁皮柜子，然后就是他了。放在角落里的植物，因为人的稀缺，显得特别茂盛，很有些喧宾夺主的意思。但是，他一坐在那里，办公室就被空气中数不清的数据填满。还有线条，或疏密有致，或经纬交错。
    在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时候，他丝毫没有想到自己的命运和南方的城市联系起来了。在24岁以前，重庆、南通、厦门，对于他来说，仅仅是一些粗浅的地理知识而已。从跨进二公司的大门以后，他的生活和流浪密不可分，辗转在二公司的各大工地。他的智慧，也和苏通、集美以及厦漳这些在业界炙手可热的名字联系在了一起。虽然有了这样的光环，但他和二公司许多的年轻男子一样，过的也不过就是普通工程师的生活：白手起家，娶妻生子。
    我承认，我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他说。
    目前的郑红杰主要负责的就是施工方案的编制，这是一个需要坐得住的活计。所谓方案编制就是，大到施工工艺的确定，小到机具材料的准备，无一不囊括在内，这是一个精细的活计，也是相当的耗费脑力。
    每当手上的活得到肯定的时候，他心里都会由衷的高兴，目光透过眼镜镜片，晶晶亮的闪个不停。而他认为的“肯定”就是在技术交底的时候，文化程度不高的农民工兄弟都能明白他的意图。

三

    项目部的广播在早上七点的时候准时响起来，新的一天开始了。其实六点的时候，郑红杰就已经醒了，他转过头去看看还在熟睡的女儿。女儿很乖，和他一样，说一口普通话，只是偶尔还是有点椒盐味。想到这里，他笑了。
    他想起还在修改的上部结构施工方案，轻手轻脚下了床。
    早饭之后来到办公室的时候，太阳光已经打在窗口上。他想起在十一月的北方，寒冷已经成型，温暖荡然无存，暖气充满了每一个房间，就像现在照在身上的太阳一样温暖。他在太阳的光芒里缓缓的想起记忆中三公分厚的积雪，乡村少年挎着书包，一步一个脚印踩在清晨的雪上，沿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从他窗口的位置望出去，隐隐能看见海上橘黄色的架梁吊机，他可以想见在未来的三年里，这个大力气的家伙会帮助他做许多的大事情，力气活，都可以交付给它。他把这一天的工作整理了一下，把眼镜往鼻梁上推了推，抱上图纸，敲开了总工刘景红办公室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