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的红丝带

朱丽

    今年的中秋是在工地上过的。晚上，轻敲“笔记本”电脑，上了MSN，打开摄像头，看见女儿正美滋滋的啃月饼。四岁的嘉美长得健康结实，眼神灵活，眉毛细细弯弯，头上扎着两个红丝带。一看见我，女儿就把小脸凑到摄像头前，眨巴着眼睛问：“妈妈，让我到你们大桥过中秋吧！我想看水中的月亮。”和爷爷奶奶住在西安的女儿还从来没看过长江、轮船、大桥，每次回家总把我电脑里的图片看个没完。我告诉女儿，妈妈建的是世界第一斜拉桥，一个墩子有足球场那么大。她一听，更来劲了，吵着马上要来。因为工作的关系，“看桥去”成了我欠女儿的心债。

    父亲是“老二航”，也是常年在工地，一年难得回家一次。我儿时的记忆，多与母亲有关。每天早上，坐在门槛，母亲给我梳头扎辫。母亲喜欢给我扎六个辫子，再系上红丝带。她说，六是顺的意思，希望在外的父亲一帆风顺。我就问，为什么我们不去看父亲？母亲说，父亲在很远很远的工地，好几天才能到，好几个人住一间房。那时，到工地看父亲成了我的心愿。

    五岁那年，父亲在湖北沙市工地上班，母亲终于领我去看父亲。一大早就走到镇上，转了好几次汽车，才在朝天门上船。第三天，船总算靠了岸，上得岸来，母亲拽着我的手，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忽然一双大手在我眼前一晃，我愣了一下，原来是父亲!他亲昵地拧着我的鼻子说：丽儿，朗格不叫爸爸？父亲看见我们非常欢喜，一路上不停地问这问那。记得那工地非常简陋，房子是用石棉瓦做顶，黄泥砌的墙，热得透不过气来，晚上睡觉时，听见蟋蟀“吱吱”叫，蚊子“嘤嘤”飞，隔壁的脚步响，老鼠在梁上追。我跟母亲说，父亲上班的地方一点都不好，还不如我们家的瓦房，可母亲却把我搂在怀里，抚着我被蚊子叮得布满红点的小胳膊说，现在好多了，以前的工棚，黄蔑席当墙，油毡盖顶，东屋说话西屋都能听得见。

    后来，我渐渐喜欢上工地了。那时，父亲是后勤主管，外出邮寄信件时常带着我四处跑。他经常把我放在自行车横档的小人椅上，随我像个小将军似的指指点点；用那双有力的大手，把我举起来一次次抛向空中；带我去吃冰淇淋，让又甜又凉的奶液抹满了嘴巴和小脸；经常在路边田野、商店停下来，让我挑好玩好看的东西…每天看见父亲忙进忙出，我开始打心眼里佩服父亲，他什么都懂，又那么善良。跟着父亲走了好多地方，看过泵房、码头、公路、桥梁，虽记不清一点一滴、每件每桩，心里却烙下了父亲的慈祥。

    上学了，母亲要我专心读书，便难得到工地看父亲了，期盼父亲回家成了母亲和我的共同心愿。父亲要求我每月给他写封信，谈谈家里和学习。他每年回家看我和母亲，依然给我带好多好吃的，让我们看他在工地拍的照片。

    1990年，我考上了县重点高中，父亲高兴得不得了。我依旧每月给他写一封信，只是想写的越来越少，也许是长大了，女儿跟父亲的话不多了。而父亲是每封必回，叮嘱的话语充满着他的关爱和期待。一天午休，管理员说父亲找我。我远远看见花园处一个熟悉的背影，父亲穿一件白色夹克，提着一个旅行包，只是背已经微驼，我顿生一丝酸楚。父亲兴奋地说，接到湖北黄石长江大桥工程了，马上要去现场，顺便来看看。临走时，父亲从贴身的衣袋里，拿出一对鲜红的丝带，说道：丽儿的长发扎上这个最好看。看着父亲额头上的皱纹、饱经风霜的面庞，我的眼睛湿润了。原来，在父亲眼里，不管我多大，我仍然是小孩，那火一样的红丝带，就象连心藤一样缠缠绕绕着浓浓的父女情。

    大学第一年暑假，我到了那座由交通部直属施工企业首建的黄石大桥。一进工地，眼前顿亮，住宿条件竟大有改善，一排排的砖瓦房整整齐齐、宽敞明亮。

    毕业了，我也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二航，女承父业，辗转温州、鄂黄大桥施工，又荣幸地来到世界第一大跨斜拉桥的苏通大桥为国争光。也为人母，每每想起儿时到工地看父亲多不易，要翻几多座山，转多少次车和船，路上少说要三天。如今，世界级和中国知名的桥建多了，职工富了，机票打折了，回渝探亲也首选飞机了，半天就到阔别的家了；那一排排砖墙、吊顶、彩钢瓦的职工宿舍，两层办公楼和开阔的生活区，空调遍布排成行，像经济开发区那般的整洁、大气，除了房舍、水泥路外就是草坪花木，粉墙、蓝瓦、绿茵、红花，一派人与自然的和谐，令人赏心悦目；往日的信纸已经尘封，大多数的职工腰别移动电话，还可上网发Email，在摄像头前对话；施工机械化、智能化，江面上现代化工程船舶吊臂林立，每小时生产160立方米的自动化混凝土搅拌船代替了以往上千人的肩挑背扛。父亲常感慨，你们赶上了好年代。

    现在，看着女儿头上的红丝带，忆起儿时的红丝带，两段丝带三代情，折射出国家、企业和家庭生活的巨变。女儿高兴地告诉我，姥爷给她寄了一套新版《猫和老鼠》。我说，我也给她姥姥、姥爷寄了一套秋装。女儿说：妈妈，我长大了也要建桥，把桥建到国外去。我要带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看我建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