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天气很好，下午的阳光从厨房的窗口照进来，母亲倚在水槽边晒着太阳说起冬至吃羊。

她说她小时候的家，安在一座丘陵的顶上。四围都是更矮的丘陵，只有它在相对平坦的腹地身姿挺拔。更远处是高大连绵的群山。母亲的家早年间是一座寺庙，被唤作文台寺。

寺庙总是立在高处，需要人一步一步爬上去，以示虔诚。后来改成了学堂，她在这里启蒙。再后来，才成了他们一家人的住处。经过这么多年反复改建，当初高大的殿堂早已没了踪影，只剩下四川穿斗房子的格局：小青瓦屋顶，木板壁或者竹编泥墙，木构架裸露，与白墙形成对比。堂屋的门槛却还留着寺庙的遗风，高得需抬腿才能跨过。

母亲那时是二三年级的小学生。放学后的主业是打猪草和放羊，写作业是这两项家务间隙里抽空做的事。或许那是冬至前的某个日子，川地冬季的雨细细密密，很像当下年轻人形容的补水喷雾。她冒着这样的雨，空着肚子跑回家。

她总是从正大门进屋，先要爬过一个大坡。爬到坡顶回头看，低矮的丘陵，连着那条植被丰茂的溪流，都在眼皮子底下摊开。那条溪流是她平时洗衣服的地方，水从高处的山涧流出，异常清澈丰沛。

那天，她把沾满了黄泥的鞋子在三合土地坝上擦了擦，绕过屋旁高大的银杏树，继续往屋里走。远远听见后院有嘈杂的人声，夹杂着羊短促的叫声。她穿过堂屋和厨房，瞥见外婆站在天井边，系着打了补丁的粗麻围裙。外婆的围裙永远干净而又温暖。在溪流隔着一段大坡，洗涤一切都很费工夫的年代，外婆把她能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收拾得干净透亮，她说只有龌龊的人，没有龌龊的水。

外婆正在灶台边忙碌，铁锅里的水滚着白气。“幺妹回来了，饿了吧？”外婆说，“鼎锅那里，我给你煮了个蛋。今天杀羊，要吃羊肉还要等一会。”母亲心里好一阵激动。厨房里的特权，在传统家庭中往往隐含着关爱和偏心。

后院已经热闹起来了。三只羊被拴在树上，它们是母亲放学后去放的那一群中的几只。一只在安静地反刍，另外两只不安地转着圈。外公和两个请来帮忙的叔伯正在磨刀，磨刀石淋了水，发出均匀的霍霍声。

“杀少了难得架势。”外公当年说。既然要动一次手，就要值得那份操持。

这时母亲又会讲起外公是如何白手起家，把日子过得还算过得去的。外公是个大个子，身强力壮。在上世纪60年代初那会儿，生活紧张，他这样的体格的人饭量大，反而比羸弱的人更不容易扛过饥荒。可他脑筋活，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商机，也舍得花力气。他卖葱苗、菜秧，卖那些别人看不上或不愿花功夫的边角农产品，在缝隙里给一家子刨点吃食。

在母亲更小的时候，外公在垮塌的寺庙厢房处种高粱。前面说了是穿斗房子竹编泥墙，一场大雨，厢房塌了。土墙归回地面，修过房子的土总是饱含着钾肥。他知道。他把土填进残存瓦片的沟壑中，撒上高粱种子。那一年，瓦片上高粱穗子沉甸甸地垂着，至今我仍可遥见一家人的喜悦。母亲说外公说的，这是幺妹带来的口粮。

杀羊的过程母亲只记得羊被放倒时没有激烈的挣扎，只是喉咙里发出一种闷闷的声音。接血的盆子很快满了，暗红色，表面渐渐凝出一层膜。帮忙的人动作麻利，烫水、褪毛、开膛，一气呵成。羊被倒挂在树枝上，内脏的热气在冷空气里蒸腾成白雾。

“那羊杂羊血呢？”我问。

“难得收拾，”母亲说，“煮了来喂猪。”

“一次杀这么多肉，吃得完？”

“请客。叔伯兄弟多，坐拢来就是好几桌。”

母亲多次讲起，那天的堂屋里摆了四张方桌，坐不下的人在厨房和堂屋穿插行走。桌上没有其它菜，只有羊肉。大块的带骨肉在鼎锅里炖得酥烂，汤是奶白色的，萝卜被砍得很大坨，煮得晶莹剔透。羊肉纤维里浸满了汤汁，入口几乎不用咀嚼。膻味被姜和花椒恰到好处地化解，只剩下纯粹的，属于肉质的厚重香气。沥米干饭的热气被笋壳锅盖扣留在饭甄子里，揭开来续添时，氤氲的热气扑在脸上，湿润而温暖。芫荽和油辣子放在木茶几上，自己舀。人们说话的声音，碗筷碰撞的声音，孩子被烫到吸气的声音，全都融在那片白茫茫的热气里，像一场暖色的梦。

她说后来吃的羊肉都不是那个味道，我猜可能是因为那样的晌午不会再有了：细雨刚停，湿冷的空气，饥饿的肠胃，一屋子血脉相连的人，食物来自亲手劳作，以及确信这顿饱餐之后日子还会继续向前的踏实感，都融进了当时那口鼎锅里。自那时起的七十年，短得像从灶膛里抽出的一根柴，带出的火星明灭的一瞬。然而无论多么辽远，这件事情已经成为她生命的底色，贯穿了站在水槽边给我讲故事的母亲的一生。（施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