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最开始来到菲律宾KAUSAWGAN燃煤电站码头工程项目，他就一直在码头上忙活。记得项目副经理领着我们两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到码头前沿上转转的时候，我第一次见他，跟其他菲律宾工人并无二致。而之所以后来我还认得他，全是托他那顶不太鲜艳的橘色安全帽，以及上面的中文字“明明”。

听中国工人说，明明是他的名字。至于是谁把他的名字翻译成中文，还写在帽檐就不得而知了。明明是个木工，年纪估摸着四、五十岁，不过身体看上去相当硬朗。刚到项目部的那段时间，我也没什么具体的任务，就待在码头上看着明明和工友们拆拆抱箍和底模。菲律宾的太阳肆无忌惮地宣泄着它的热情，码头上也没有阴凉处可去，明明在墩台、脚手架、浮排间爬上爬下，灵活、协调，想来我自己是绝无可能做到。

明明平时很安静，不像别的工人那样休息时唱两句歌，互相打趣。他只是坐着，似是在思考什么，却又像只是坐着。一般他中午也不回家吃饭，带的饭冷了也无所谓，配一条从海里摸起来腌好的小鱼就是一顿午餐。日子于他，仿佛是时针、分针、秒针的一次次机械的重逢与别离。

后来我被安排去浇筑挡土墙，这才从码头调来后场围堤，明明也如我生命中的过客一般草草退场。

而他，刚来工地一周不到，勉强算是一个瓦工吧。幸好挡土墙这一块涉及到的事情不多，也比较简单，无非就是穿螺杆、装扣件、浇混凝土，所以他上手也还算快。

我并不知道他叫什么，直到现在都不知道。但会莫名觉得他眼熟。

他很年轻，他说他今年刚好二十岁。他跟所有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喜欢打闹嘻哈，丝毫没有被工地现场枯燥繁复的活儿磨平棱角。他很爱臭美，每天见他，发型都梳理得服服帖帖，劳保鞋也整理得干净、油亮。他习惯背个粉红色的包，已经洗得泛白的可爱米奇总让我觉得，这和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格格不入。包里面既有锤子、钢筋扎钩，也有他的午餐、水壶，还有一件下班时候用来替换身上脏衣服的干净短袖。

他的日子安静地流淌着：拆模板、拼模板、拆模板，拌着混凝土一起浇进一块块方方正正的挡土墙里。这样的重复一直持续到十月底，一连几天，他一空下来就那么一个人静静地坐着，若有所思。他变得少言寡语，玩笑也不开了，整个人的性子都变了。我还跟他打趣的说道，“怕是谈恋爱了吧。”当时，他只是淡淡的回了一句，“你怎么知道的。”我说，“那是因为你都抽不出空来梳一个时尚的发型啦。”他转过头苦笑，未置可否。

一天下午快要下班的时候，他很不自然地走到我跟前来问我，“咱们这里还缺人吗？要是还要人的话能不能叫一个之前干过这些事情的工人过来啊？”我回答，“下个月引堤开工了确实需要更多的人手，但这不是我能决定的，只能说帮你问问看。”说不清为什么会帮他问问，也许是他拜托人帮忙的时候手足无措、尴尬的样子像极了我当时工作参加面试；也或许，是看出他鼓起勇气跟我请求花光了他所有的勇气。

后来大概过了一周不到，转去引堤忙活的时候，一大早就看见干净油亮的皮鞋往我这个方向走了过来，而后面五米左右，还跟着颜色不太鲜艳的橘色安全帽。他笑了。他看见我，也笑了。

他们是父子。难怪我看着他似曾见过。

十月底，明明因为码头完工而没了工作。他们工作挣的钱基本上都用来买食物，更别提有多余的闲钱存银行，或是投资。工作之于他们，是解决生存，而非生活的问题。他那段时间正是因为明明没了工作，而自己挣的钱又没办法养活一家人而苦闷。所以，尽管给父亲讨一份工作十分难开口，也别无他法，只能一试。

可是，看着他和明明相处的模式，却又分明不像是那么亲切的父子关系。他们很少交流，很少聚在一起，很少一起上工、一起回家。

这种尴尬的气氛，总能让我在他们身上，看到我和我父亲的影子。有时候我在想，唯一能让他们靠得很近的，大概只有KAUSAWGAN落日的余辉把他们一前一后的影子拉长得出的那个交点。

他们总说，很感激能有一份工作。也许，在我看来十分辛苦的工作却是他们之前不曾有过的稳定收入，以及我们离开这里之后讨生活的一门手艺吧。（申杰）